来到香港，不得不说，实在错过了许许多多看剧的机会。

认真地看现场，The Crucible还是第一次。当然，我对所有演出者都怀着敬意，而Part-time的剧团更甚。需要用更多的精力来筹划排演，幸好诸位志同道合、肯下辛苦，不然又要多费出另一番艰辛。Aurora的卡司大都受过系统的戏剧训练，人员却来自四面八方：有大学教授、前电影演员、律所合伙人，以及诸多表演系学生。成功做出一场戏，着实不易。

The Crucible我看过很多版，从Richard Armitage领衔，完美复刻原剧本的The old vic版，到YouTube上各式各样的学生剧社演出。Aurora的版本虽然讲的都是同一个故事，但专业者的阅历更见丰富，毕竟类似的种种也都曾经历过来。青年人则气势做到足够，年轻气盛的无知莽撞，一样能够震撼人心。精彩的片段很多，不如意的地方也有：比如过于夸张的结尾，故作玄虚的悲壮和仪式感，破坏了原来尘归尘土归土、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虚无感。生命逝去于黑暗逝去于言语辞藻之间，更体现出一切逝去后的空虚，进而反映生命的沉重质感。以休止符作为悲伤的最重音节，悲歌不以当哭，当以铭记。

我最迷恋的角色是牧师Hale。我觉得，他的经历代表了在群体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无力与悲哀。从意气风发、指点江山，到被体制缚住手脚，再到最后完全失去话语权。他的挣扎与无奈恰恰折射出知识分子本身的命途多舛，知识分子们逐渐成为一个被侮辱的和边缘化的声音。没人会再去看哲学家的电视辩论，现在社会的意见领袖，与学识品德无关。就像剧中第三幕下的社会：理想主义在这个时代沦为一种笑柄或工具，被那些假的崇高伤害过了，大家就认为没有真的崇高在这个世界上了。所以最终留下来的是一种非常现实非常自我中心的东西，并最终成为整个时代的潮流。

其实我是很怕读The Crucible的剧本的，每读一遍，就会感到被戳中要害。看不得正义之人蒙冤，更看不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死士。此剧写于美国白色恐怖笼罩时期，人人自危。统治者企图制造无人堪作见证的历史，文学家兼任史学家，提笔环视四周，桩桩件件都好像昨日重现，流言蜚语，误会不解，众叛亲离，太阳之下无新事。观众看了一场塞勒姆审巫案，发现审的不是巫婆，却是现实。有人指名道姓给媒体冠以The People’s Enemy 的称号，有人仗着民主摇旗呐喊为的也不过是一己私利。无知幼稚是青年人摆不掉的特征，浪漫主义的蓬勃情感再加上黑白分明的价值观，像极易被驱动的小兽：声音洪亮，动作有力，意志坚定。一批青年离开了，又一批青年来到了。

最后想以木心先生谈昆德拉的一段文字作结，我想米勒恐怕也会认同的吧：

“人们在俯首听令时，甘于殉从最简明易行的令，宗教早就试验了这类庶民的心理取向。贯彻一种酷烈的意志，以采用几个字、两三句烙印鲜明的话最能生效，最富诱惑力。初受政治教条的控制时，哗嚣折腾中，来不及联想到人的极权乃是神的极权的变相和加剧，等到有所察觉，人的极权的机械器械系统性的完备程度，早已超出神的极权的模式之上了。”